咱們再回到老蔣出書事件上來,為什么沒有身邊的學者阻止他?
很簡單,因為老蔣是“孤家寡人”。
我們來看史迪威寫于1943年的日記,日記中的“花生米”代表常凱申,這是史迪威給老蔣取的獨特外號,在美國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。
“很簡單的飯菜,沒有什么儀式,但是上帝啊!那種氣氛。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,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……沒有爭論,沒有提問,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。”
“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,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……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,何(應欽)像雕塑般坐在那里,根本沒有張嘴。”
《中國之命運》是由陶希圣代筆的,陳布雷也寫了一部分。
這兩位都是玩筆桿子出身的,怎么可能不知道此書的拙劣之處?縱使他們妙筆生花,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觀點都是老蔣的,他們只能在老蔣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種圓謊,那些似是而非、前后矛盾的論據論述,已經是陶希圣和陳布雷所能做到的極限了,至少還能迷惑到一些激進民族主義讀者。
老蔣的可悲之處,不在于沒人敢對他說話,而是沒人對他講真話。
咱們繼續看史迪威的日記:“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,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。他發布命令,每個人都鞠躬言是,但誰也不干什么。他了解中國腐敗貪污的全部清空,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……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,但他做不了什么……他想成為一個合乎道德的君主,一名宗教領袖,一位哲人。但他沒受過教育……他不愛聽不快的事,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,不可能和他講理……如果誰頂撞了他,他會勃然大怒……他大量發布命令,如同雪片一般,每個人都唯唯諾諾,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了哪些事。他害怕老百姓,怕人們議論,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。這很愚蠢……他沒有理由怕什么,讓他們說好了。他也不必怕共黨,他本可以利用他們。”
史迪威只是中國的一名匆匆過客,在中國沒住多久,但已經把局勢看得很清楚了:“戰爭之后,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。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,而這個國家很大,他不可能完全控制。頑固、愚蠢、無知、專橫、不容他人、不講道理、無法說通、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。”
我們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衛戰,老蔣雖然對外宣稱是“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”,頗有誓與國家共存亡、君王死社稷的慷慨決絕。但實際上老蔣嚇尿了,他以為日寇即將攻破三峽、殺入重慶,他緊張到當著美國人的面,對匯報軍情人員發脾氣的程度。
史迪威在日記中是如此記述的:“在宜昌事件(即日軍進攻石牌)中一片驚慌,他極為緊張,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。”
而讓史迪威最無語且憤怒的是,遠征軍辦理即可。”
史迪威道:“可花生米身邊的侍從,只會溜須拍馬、隱瞞實情。你很難想象,花生米對于緬甸戰場的一系列指揮,都是在對前線沒有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做出的!他是在謀殺士兵的生命!整個重慶,我估計是唯一會對花生米說真話的人,我說出的很多真話都讓他震驚,因為他從沒沒有聽說過。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,得罪那些隱瞞真相的人,他們在花生米面前說我壞話,還造謠說我陰謀奪取軍權,說我想當中國的太上皇。真是可笑,我一個在中國毫無根基的美國人,怎么可能奪取軍權,怎么可能當中國太上皇?中國人民又不是傻瓜!”
“你不是那個唯一說真話的人,”周赫煊苦笑,“幾個月前,我也在蔣先生面前說了真話,所以到現在我都無法邁出家門。我家的大門口,每天24小時有士兵看守。”
史迪威聳肩攤手:“我這次來找你,就因為你是國際問題專家,是中國的大學者。我想請你去勸說花生米,但看來是想錯了,這個世界上沒人可以說服他。”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