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記（一）（第4頁）

徐吁笑道：“老校長，你這張牌打得刁鉆啊，讓我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”

徐吁在北大讀書的時候，周赫煊正好擔任校長職務，所以他稱周赫煊為“老校長”。

“吃啊，送上門的還不吃？”葉靈鳳笑道。

“不吃不吃，自力更生，摸牌要緊，”徐吁笑呵呵道，“我們都是有底線的人，堅決不吃嗟來之食。”

周赫煊樂道：“小徐的諷刺功底又見長啊。”

“那幫綠背，就是該罵！”徐吁說著拍出一張牌，“九筒！”

“綠背文化”在此時的香港很流行，幾乎主宰了香港文壇。“綠背”之綠，是美元之綠，美國政府專門在香港成立“亞洲基金會”，資助出版公司和雜志社發行政治文學。

無數從大陸逃難來香港的文人，三餐難繼，生活窘迫，于是領著美元搞創作，攻擊大陸和共產主義成了政治正確。其中張愛玲的《秧歌》和《大地之戀》，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難時寫的，文學質量奇差無比，只為拿美元過日子。

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，都還堅持著文學創作底線，對“綠背文化”深惡痛絕。跟政治無關，他們純粹是覺得拿美元搞創作，在自己的作品里說假話太惡心了。

就拿張愛玲的《秧歌》來說，寫的是新中國農村的“悲慘現狀”。這女人根本就沒在新中國農村待過，她能寫出什么玩意兒？全靠瞎編亂造。

整個50年代，香港文壇都處于陣營對峙當中，一方是“綠背集團”，另一方是“反綠背集團”。

“爸，我回來了，”周維烈推門而入，“葉叔叔好，兩位徐叔叔好！”

……

夜晚。

周赫煊驚道：“什么，你準備去大陸？”

“是的，”周維烈解釋說，“中國成立了計算技術規劃組，華羅庚老師擔任組長，準備研發屬于中國的電子計算機。兩個月前，我在倫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，邀請我加入即將創建的計算技術規劃組和中科院計算機所。”

周赫煊反對道：“你一個數學家和軟件工程專家，跑去研發什么計算機？”

周維烈從包里拿出兩卷微縮膠卷說：“這是英國最新一代計算機的設計圖紙，都被我用微縮膠卷拍下來了。”

“你瘋了，這是間諜行為！”周赫煊驚道，“還有，你怎么弄到的設計圖紙？”

“這個你別管，”周維烈笑嘻嘻道，“離開英國的時候，我把微縮膠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禮物里面，在英國沒人敢拆開來看。”

周赫煊沉默片刻，問道：“你真決定了？”

“決定了。”周維烈表情嚴肅道。

“你等一下，”周赫煊迅速寫完一封信，告誡道，“把信交給周公，記住，只搞研究，不碰政治！”

“明白了。”周維烈把信收好。

對于兒子的選擇，周赫煊并未過多干預。以他在香港發揮的作用，完全可以保證兒子平安無事，周維烈去了北邊絕對屬于重點保護對象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