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至大如年,在中國傳統風俗當中,冬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,僅次于農歷新年。
然而自從中華民國建立以后,農歷被視為落后文化的象征,冬至跟春節一樣被官方取締了。反倒是“西人冬至”、“外國冬至”愈發流行,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識青年群體中,變得越來越熱鬧、越來越重要。
所謂的西人冬至、外國冬至,就是圣誕節。
因為只要沒有農歷閏月,則每年的圣誕節,日期都在中國冬至的三天以后。所以從晚清時候開始,國人就把圣誕節稱呼為“外國冬至”,直至20年代才普遍稱呼為“圣誕節”。
但在很多中國人看來,那特么就是外國冬至,即便到二戰結束都還有人這么喊。
老蔣上臺執政以后,民族主義迅速抬頭,圣誕節這種洋人節日備受打壓——他一邊跟老婆過圣誕,一邊又看不起圣誕。而為了跟西方圣誕節競爭,老蔣還弄出一個中國圣誕節,即孔子的生日。
搞笑的是,南京國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,沒有依據中國農歷來計算,而是定為每年公歷的8月27日。孔夫子如果死而復生,肯定自己也感到納悶兒——這日子咋算啊?
每年國民政府都要給孔子過生日,被戲稱為“土圣誕”,而耶穌過生日那天叫“洋圣誕”。
那時的圣誕節就已經商業氣息濃厚了,咱們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廣告詞:“圣誕老人說,最高尚的最經濟的冬至禮品,就是——綠樹牌雪茄!”
對,就跟后世春節在包裝上印“新春禮品”一樣,民國時期的圣誕節包裝都印著“冬至禮品”。
或許,民間熱衷于過圣誕節,并非全部崇洋媚外,而是政府把冬至給廢了,老百姓只能借著過圣誕的由頭過冬至。
1938年的圣誕節,中國老百姓過得很不好,在中國的猶太人就過得更不好。
幸好,猶太人不過圣誕節,因為他們不信耶穌——雖然耶穌本身就是個猶太人。
現在上海最富裕的兩個猶太人,正坐在一起商量應對之策。
從年初到現在,上海的猶太難民數量已經過萬,都被沙遜和嘉道理騰屋子安頓下來。沙遜我們知道,上海首富嘛。嘉道理也非小人物,半島酒店就是他的產業。
后世有人認為,二戰期間上海的猶太難民數量為1萬4到1萬6左右。這是受美國學者大衛·克萊斯勒的影響,他在書中提到了相關數據,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設立猶太隔離區之后的數據,還有更多的猶太難民沒有被統計入內。
實際情況是,僅在1940年底,“援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”就接納了2萬3千多猶太人——此組織為嘉道理建立。而除此之外,還有沙遜建立的“歐洲移民國際委員會”,沙遜的能量更大,接收的猶太難民更多。
極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,上海的猶太難民數量就已經超過6萬人。
沙遜抽著雪茄,吞云吐霧道:“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,有兩個選擇。一是跟日本人合作,日本不僅答應在上海建立猶太難民區,還愿意讓猶太人在東北建國。二是跟中國人合作,孫科先生答應說服常凱申,為猶太人在云南開辟難民區。”
嘉道理毫不猶豫地說:“我希望跟中國人合作,日本和德國走得太近了。”
沙遜反駁道:“但中國的局勢很糟糕,說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。而且,現在猶太難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爾濱,這兩個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盤。如果選擇跟日本合作,那么一切都將變得更加順利。”
“猶太人即便建國,也不該在中國,而是回到我們祖先的故地!”嘉道理強調道。
沙遜苦笑:“我們還有選擇的余地嗎?任何一絲機會都要抓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