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前面說過,和平主義在30年代的英國屬于政治正確,不容任何人站出來反對。
因此,包括鐵血主戰的丘吉爾在內,也必須是“和平主義者”,至少要標榜自己是“和平主義者”。
如果達成世界和平?
英國人分成兩派。
一派叫做“可戰派”。以丘吉爾和艾德禮(工黨領袖)為代表,他們認為反對戰爭必須使用物質力量,包括最后使用軍事力量,相關團體為“國聯協會”(lnu)。
一派叫做“棄戰派”。以蘭斯伯里和道森(《泰晤士報》主編)為代表,他們譴責和反對一切戰爭,面對危機沖突,主張通過協商合作來解決,相關團體為“和平誓約聯盟”(ppu)。
到了30年代中期,這兩派的分歧越來越劇烈,彼此之間不斷爭奪會員、資金和支持者。
搞笑的是,他們使用的手段大同小異,即通過媒體用戰爭來恐嚇民眾,導致英國老百姓越來越懼怕戰爭。后來張伯倫競選首相時提出的口號,干脆就叫“投張伯倫一票,就多了一份和平”。
周赫煊在倫敦大學的講座內容,就好像是給英國的“和平主義者”們提供了danyao,他們又有了戰爭恐嚇的新鮮材料。
其中以《泰晤士報》和《觀察家報》最為積極,這兩份報紙挑選最慘烈的幾張屠殺照片,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來刊登圖片。他們不斷的強調戰爭只能帶來死亡,譴責日本停止對華侵略,同時又號召英國人民支持“和平運動”。
于此同時,在地方選舉當中挫敗的保守黨,也拿日本侵華屠殺來攻擊工黨,指責日本加快對外擴張的步伐,是源自于工黨執政期間的縱容。工黨同樣拿此事來反擊,說保守黨的妥協外交政策,才是釀成日本武力擴張的罪魁禍首。
周赫煊的這趟倫敦之行,顯然同時卷入了英國“可戰派”和“棄戰派”,以及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的政治斗爭旋渦。
英國最大的反戰團體“國聯協會”(可戰派),以及剛剛成立就氣勢如虹的“和平誓約聯盟”(棄戰派),不約而同的向周赫煊發出邀請,希望周赫煊能夠參加他們組織的公眾演講。
毫無疑問,周赫煊的反戰講座,已經觸碰到英國人最敏感的g點。
整個十月份,周赫煊就在演講和講學當中度過。他這次學聰明了,只是不斷的重復反戰與和平,并不透露自己站在哪一邊,更不會傻到說什么“以戰爭求和平”。至于“反法西斯”論調,周赫煊更是提都不敢提,不然肯定會惹怒“棄戰派”。
于是,“可戰派”和“棄戰派”對周赫煊更加尊重,千方百計的想把他拉到自己這一邊。
英國保守黨也頻頻邀請周赫煊參加酒會,希望周赫煊幫忙拉地方選票,想要蹭蹭熱點來刷民眾好感度。
據后來的史學家統計,周赫煊先生僅在1935年10月,就在英國各地進行了8堂學術講座、16場公開演講,應邀出席了13次私人酒會。
再加上報紙媒體的瘋狂宣傳,周赫煊簡直在英國都封神了,被譽為“來自東方的和平斗士”。
周赫煊的《菊與刀》,以及介紹甲午戰爭的《龍旗翻卷之下》,一下子炒冷飯在英國成為暢銷書。在這兩本書的宣傳下,英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壞到了極點,普遍認為那是一個披著文明外衣的野蠻國家。
《泰晤士報》再適時拋出中國白銀危機,并分析了英國插手能得到的好處,立即就獲得英國民眾的廣泛認可。
……